9月初，经历几个月重新布展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已经进入紧张的收尾工作。白桦林的帐篷、松花江畔的人群、北大营的断壁……沉浸式的博物馆里，让人一下子回到90年前那个对沈阳人来说格外肃杀的秋天……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

展馆内，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制作的一组群雕，正在进行底座的安装。这组群雕里共有九人，或着西装，或着长褂，但神态中都透出笃定。他们就是向世界呐喊出九一八事变真相的“九君子”。

“九君子”群雕

在群雕不远处，工作人员正在布展，她手里的藏品，正是“九君子”冒死搜集的日军侵华证据——《TRUTH》的复刻件。

TRUTH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侵略者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路轨，嫁祸于中国官兵，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在当时中国政府代表的要求下，国际联盟组织（以下称国联）同意派出调查团，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知这一消息，以银行家巩天民为代表的沈阳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沈阳爱国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

小组成员在刘仲明家里开过一个紧急会议后，一场惊心动魄的“取证”工作开始了。

当时的沈阳日军横行，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偶尔出门也是脚步匆匆。时任奉天商会会长的巩天民却异常忙碌——为了拍摄到日军侵华的证据，巩天民通常会选择在阳光最好的上午行动。

有一次，为了拍财政厅门前的布告，他怀揣相机，偷偷爬到财政厅对面一家商铺的房顶等到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巩天民瞄准时机，“取证”成功。

对于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就不方便“行动”了，“九君子”就等到晚上再拿着水瓶子，把告示润湿后完整地取下来。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了解哪些文件既有价值，又有可能接近，而且必须具体到存放在哪儿、由谁来保管？掌握这些还不够，如果对文件管理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会被当场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九君子”需要进行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思想工作。

40天的时间，一厚摞的素材整理成册，又用了8天的时间打印出来。材料的内容大致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侵华证据的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书。为了便于国联调查团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签上名字，然后装入绣上“TRUTH”字样的蓝色布包。

《TRUTH》的复刻件（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供图）

《TRUTH》向世界展示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和系统性兼备的罪证实物，对最终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3年2月24日，国联正式表决时，以4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态度，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立的。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做出的正式定性，不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各种不实之词，将其罪行公诸于众，也在舆论和道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九君子”中的银行家巩天民，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早已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除了周恩来、潘汉年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直到1978年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巩天民的真实身份。

但《TRUTH》材料，人们只是听说过，却从未见过。“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也一直在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

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向我们讲述了寻找《TRUTH》的经过。2008年，他和他的家人在几经追寻后，终于收到了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馆长的一封电子邮件——《TRUTH》的原件就收藏在这里。巩辛的姐姐巩捷赶到日内瓦图书馆，对原件进行了拍照并制成光盘，交由国内的家人影印并复制了那个蓝色的布包。

2010年9月17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西南6公里的福安巷3号，一间硬山式青砖瓦房，静静地坐落在楼群之间。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这里曾经是老沈阳城最热闹的地方——北市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隐藏其中的这个小院，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抗日宣言就从这里发出。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军委书记廖如愿，就在小西边门附近的詹大全家里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当前的形势，研究党如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而进行斗争。会议决定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总的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手稿

当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在沈阳发表了。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

这篇宣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犀利，有助于劳苦大众明白事变的真相，坚定立场；说理直白简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效地戳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宣言直接指出这次事变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催人警醒；同时，这篇宣言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这份宣言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出，在于满洲省委对日本侵略者的长期关注。早在1927年12月22日，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就在《关于中共满洲省委临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表明，“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的指导方针，并不断对日本的侵略本质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满洲省委特科人员就发现在沈阳站出现了诸多异常的现象：日本兵在城内巡逻、火车站附近增加了围挡、水塔增多了哨兵驻守……根据种种迹象推断，日军即将发动侵略战争。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复原的刻印宣言场景

赵毅敏在晚年回忆，当时省委把文件刻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热闹的地方偷偷一撒，带到学校往同学的书集里一塞，宣言就发出去了。

“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这份宣言让当时惶恐不安的东北民众第一时间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人民不畏强暴，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东北成立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东北军民抗日的中流砥柱。

《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由杨靖宇作词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是抗联将士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

冯仲云书法作品《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在辽宁省博物馆最近展出的“笔墨映丹心”中，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手抄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

“夺回来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杨靖宇率部前后展开了两次西征。

汤沟靖宇石（1936年，抗联一军第一次西征会议在这块石头上召开）

辽宁省本溪县草河掌镇和尚帽子山脚下有一个叫汤沟的地方，河岸边有一片嶙峋的黑色巨石，虽历经风雨冲刷，仍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老百姓称之为“靖宇石”。

就是在这堆黑色大石头上，召开了抗联一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做出了组织抗联部队进行西征、将抗日游击区域向辽宁中部和西部扩展、与党中央及关内抗日武装尽快取得联系的重大军事决策。这次会议被称为“抗联一军第一次西征会议”。

1936年5月，杨靖宇命令第一军第一师出发西征。但由于被日伪军三面合围，不得不放弃西征。半年后，第三师西征部队400余人从兴京县（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出发，一路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严密封锁，经过清原、铁岭，穿过中长铁路，于12月下旬到达石佛寺和法库县三面船（今沈阳市沈北新区三面船）一带的辽河东岸。

但当年冬季气温偏高，河面尚未封冻，河口还有日寇把守，西征被迫停止。部队正待回师时被敌人包围，在敌众我寡，且地形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血战突围，牺牲惨烈。年底，西征部队余部返回清原游击区。

东北抗联第一军两次西征虽然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仍有积极意义。西征部队沿途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日伪的军事设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是身处日伪严密统治地区的民众深受鼓舞。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家国沦陷的切肤之痛。从厚厚的《TRUTH》文档上的签名，我们读懂了文弱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的铮铮铁骨；从不到200字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中，我们读懂了白山黑水间抗联战士收复沦陷国土的斗志；从泛黄的“九一九”宣言中，我们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14年的抗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